内容摘要：11月24日，第二届“设计城市”圆桌研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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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幕式 梁润华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李永杰 通讯员刘玉亭 李钧）11月24日，由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华南理工大学联合主办，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城市观察》杂志社联合承办的第二届“设计城市”圆桌研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城市更新：实践、变革与创新”。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王世福教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阳建强教授、香港大学深圳研究院何深静教授、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李郇教授等四位学者发表主旨演讲。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城市发展全过程就是一个通过不断改造及更新来提高改善民生水平的新陈代谢过程，更涉及到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共广州市委十届九次全会提出“建设枢纽型城市、推动城市有序更新”的要求；2017年6月，广州市政府印发《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提升城市更新水平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实施意见》，深入贯彻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关于以“三旧”改造为抓手，推动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的决策部署，提升城市品质，促进城市精明增长。在此背景下，本次圆桌研讨会邀请深具影响力和思想性的城市研究和规划学者探讨广州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的城市更新议题，讨论如何确定更新计划，根据不同项目的资源条件和禀赋特点实施差异化改造，在人居环境改善、产业转型升级、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有所侧重、系统推进；如何推动从物质空间层面到非物质层面的系统更新，最终实现城市空间优化、人居环境改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文脉传承等多元目标。广州市城市更新局副局长邓堪强，广州城市更新规划研究院院长骆建云，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刘玉亭等参与了研讨。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谭晓红，华南理工大学副书记陶韶菁、社科处处长李石勇、建筑学院司聚民书记，《城市观察》杂志社魏伟新总编辑等有关部门领导，以及高校和政府机构人员15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刘玉亭主持。
王世福教授的演讲围绕从“三旧改造”到城市更新的广州实践展开，他首先回顾了广州“三旧”改造的发展历程，阐述了“三旧”改造节约集约用地示范的政策源起，以及改造对象、改造目标、改造时机、参与主体、利益重构等内容，认为“三旧”改造挖掘、盘活了广州的低效率土地资源，实施了有效的土地整理，积累了政策执行的实际工作经验，但同时也存在实施中责权不清晰、规划中目标不系统、执行中利益不均衡等问题。王世福肯定广州市2015年在全国率先成立城市更新局并作为政府一级部门的制度创新意义，提出城市更新工作应考虑产权置换的社会过程、利益重组的经济过程以及形态改变的空间过程。王教授进一步结合他在广州的城市更新实践提出城市更新政策评估的取向，根据更新改造前后的经济指标变化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以公共福利或公共服务提升为目的的公共性更新，主要评估公共财政的可行性与社会效益的大小；二是成本收益基本平衡的非盈利性更新，主要评估社区实施的可行性与公共领域的改善；三是增量型再开发的投资性更新，主要评估增量利益分配的公正公平性以及项目实施的外部影响，后两种都需要相当程度的制度创新。王教授对城市更新的基本认识是：强调建成环境品质改善的同时，不减损原有权利主体的权益，注重公平的社会过程，兼顾效率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更新局的基本职责是维育建成环境、防止物质衰败、提升空间品质；拓展职责是城市社会再造、培育社区认同、促进地方智慧。城市更新工作具有显著的社会属性，应更加注重城市的活力、包容和创新。
阳建强教授通过对城市更新研究脉络的梳理，指出当前城市更新在面对城市病问题突出、空间资源紧张、公共利益难以保证等问题下的重要性。他主张城市更新不能搞大拆大建，要遵循市场规律、体现公共政策、有序推进。阳教授结合国内城市更新理论研究与国家政策的最新动态，以及国内一些城市的更新案例，解释了城市“双修”工作与城市更新的互促互动关系。他最后指出现阶段城市更新在多维度、多元价值下处于探讨的阶段，仍需凝练核心价值观，认识其复杂性、动态性和矛盾性，从理论方法和制度建设上深度改革、不断创新，重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促进城市更新的持续健康发展。
香港大学深圳研究院教授何深静介绍了中国城市重构及演进转型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并引入国际上多种绅士化研究的理论视角，提出中国城市重构与欧美国家不同。她在最新的研究中初步建立了针对中国国情所特有的“三重运动”的理论框架，即国家、社会、市场三种力量相互博弈和消长的过程及其对城市重构的影响，分析了中国绅士化的三次浪潮：首次是1990年至2000年，以零星的选择性的内城更新改造以及孤岛式的绅士化为特征；第二次是2000年至2010年，以市场化的城市政策和私营企业的积极参与为特征，并伴随着后工业化、文创产业、巨型事件等迅速发展；第三次则发生于2010年后，主要得益于中央政府推进的保障房建设和棚户改造政策，对内城环境进行了更新，并释放出大量的内城土地。在三次浪潮中，国家、社会和市场三者在一定时期内达到平衡，使绅士化运动得以推进；而当三者的利益平衡被打破时，绅士化将会出现停滞，直到新的平衡再次出现。
李郇教授认为，旧城与新城的规划逻辑完全不同，旧城改造涉及到大量的复杂产权问题，政府管理边界难以确定。因此，李教授借鉴“益生菌”对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来启发城市更新改造模式的思考，即通过选取和培育“益生菌”，引导业主进行自我更新，以渐进式有机更新的方式，由点到线再全面地推进旧城更新。这种城市更新方式建立在共同缔造的理念基础上，涵盖公众参与、完整社区和空间治理等具体内容，对政府、市场、社会、空间发展多种关系进行协调。李教授通过工作坊的形式在厦门鹭江剧场文化公园进行共同缔造工作，以社区公共空间的环境品质提升为契机，积极注入共享的公共性内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广州的深井村也正在积极践行这种有价值的共同缔造过程。
邓堪强表示，城市更新的公共政策推出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需要寻找到政策的“度”来平衡市场活力和公共利益。城市更新涉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多个维度，评估城市更新因子的权重随着发展时期、发展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要注重实施导向。他认为城市更新应坚持规划引领，但规划更需要与时俱进，要从技术图则走向“公共政策+”图则，从终极蓝图走向“蓝图+行动”方案。城市更新重在搭建一个专家、政府和权属人共同寻找最大公约数的平台。
骆建云表示，城市更新是一项面向整个城市、多元且复杂的问题，同时它也是城市发展的新方向。对于广州的城市更新而言，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方式和态度：政府部门更多是从公共政策的制定、整体项目的审批等方面对城市发展做出管控，而设计部门则倾向使用具体措施和设计方法对城市的更新工作提出指引。他认为，作为规划学者应该认识到城市更新不应是传统的技术性工作，而更应该是一项从公共政策、社会治理、技术手段等多方面对城市问题进行整体整治的综合任务。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赵渺希指出，旧城中仍有许多人居住在十分恶劣的空间环境，因为不能改善居住空间，他们会对旧城保护有所抵触。旧城肌理虽好，但很少人愿意在恶劣的环境中居住，规划师应保持提高旧城居民生活质量的情怀。城市更新更应指向未来，他以东湖小区为例，当年最高品质的住宅小区现已破败不堪，现在建成的高品质社区，未来也会面对更新，将来的物业维护由谁来承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刘玉亭教授指出，城市更新必然从大拆大建的大规模推动重建运动，转向益生菌式的小规模的有机更新，以避免对城市历史文脉、社会网络和空间肌理造成不可逆的破坏。从更新主体的角色和作用来看，关键是对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再平衡，其核心在于清晰的产权界定，其重点在于提升以市民为主的多元社会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这些要求怎样落到实处，需要在城市更新工作中有更多的思考。此外，城市更新的目标应当是多元的，要从单一的经济目标转向注重文化保护和传承、关注公共价值提升、落实公共利益等多元目标。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邓昭华副教授指出，对于有利益增量的城市更新，推进会比较平顺，而对于有利益减损的类型，我们需要对减损方进行补偿，相关机制值得讨论。从真正社区微改造和社区改建入手，提升街区环境品质，也可进一步促成相关政策法规的修订。
李郇教授在交流互动中认为，规划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应作为一种沟通交流的工具。他从自身多年的实践经历中认识到，规划师与居民的沟通在规划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阳建强教授则回应，城市修补是针对前30年大拆大建而提出的对城市问题的修补，城市修补必须建立在城市大的系统更新上，它是现阶段城市更新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城市更新的理论要结合实践来共同探索。何深静教授回答了城市更新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如何在中国实现的疑惑，她通过对比西方国家，肯定了中国政府力量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指出，在渐进式的城市更新中应更关注流动人口以及低收入者的权益保障，只有更广义地定位城市的权利才能实现有意义的公众参与。
王世福教授最后再次强调了规划管理者与工作者的人文情怀，表达了对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多重期望。他认为，政府应更关注城市更新的社会过程，提升政策供给的创新能力；市场应转变发展思路，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作为城市的主体，社会应更加注意培育凝聚力，促成更多元的对话；规划工作者应不忘初心，做人民最满意的规划。
